YiChen Wu 1987

上帝與象牙塔：我們不瞭解的宗教很可能害死我們 God and the Ivory Tower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8/06/god_and_the_ivory_tower

從法國大革命到冷戰，世俗的各種主義(共和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正在由宗教的主義來承接。從中東到北非，宗教運動在社會與政治領域發酵。土耳其、巴勒斯坦、埃及、突尼西亞和摩洛哥都有政黨揮舞著伊斯蘭大旗。

在全球的尺度，新教徒福音教會持續增長，尤其是在拉丁美洲。但是在南部非洲以及東亞南亞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並駕齊驅。在俄羅斯，歷經幾十年的無神論，大部分的人口仍然保持宗教信仰。中國從無神論到現在名義上的宗教自由後，宗教運動也逐漸興起。在美國，多數人宣稱希望宗教能夠更退出政治，但是大部分的人仍然不會在總統大選中投給無神論者。

社會科學家對於宗教與經濟、政治、社會議題的相關性已經有多年的探索。但是自從1902年哈佛大學心理學家William James出版他的大作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之後，幾乎沒有從心理學或認知神經以及生物的角度來探索宗教對行為影響的研究。如果科學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類的生活，包含減少文明衝突與戰爭的話，這會是個嚴重的問題。

宗教刻劃出他所誕生的國家，有時甚至創造出人民願意為其犧牲性命的團結力量。但是宗教也可能會阻礙社會與其他意見不同者的相互合作，尤其是若這些不同者並不清楚這個宗教是什麼樣的東西。於是，今日不只是美國境內不同宗教族群正在衝突，世俗者、猶太─基督教美國以及穆斯林國家也在相互對立。各個國家屢次因為不願了解別人宗教的世界觀而興起戰爭。但我們不需要重蹈覆轍。科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宗教，正如同他幫助我們了解基因組合與宇宙的架構。科學能夠使政策更加地有憑有據。

最近幾年科學對於宗教的研究取得許多進展，但阻礙仍舊強大。綜觀歷史與文化，宗教經常用情感(而非不變的神)將各個社群編織在一起，結果這(些)神祇變得在邏輯上矛盾、在經驗上也不可靠。跨文化研究先驅 Pascal Boyer 就發現，反而是超自然現象(會講話的樹叢、飛上天的馬匹)令信徒印象最深刻，並且願意將信仰傳遞給下一代。難以置信的本質更使文化以捉摸不定的方式傳遞，使得宗教信仰被迫去接受多元的詮釋(藉由隱喻象徵或佈道)。而且越古怪越好。因為堅守顯然不合情理的宗教將付出極大代價。例如，Amish沒有電力的生活增加了成員的認同感，因為他們相信離群索居將會導致生活困難。當信仰者能夠輕易地被辨別出來，團體信任、群體的認同甚至對外防禦就會建立起來。

人類學家Richard Sosis等，為了檢驗這個理論，研究了200個19世紀就設立的美國社區。如果共有的宗教信仰真的促進了忠誠度，宗教所構成的社區，應該可以比世俗的意識形態(如社會主義)活得要久。他們的發現是驚人的。只有6%的世俗社區在設立20年後仍然運作，而宗教社區則有39%。

我們並不難發現為什麼由純理性所組成的社區特別脆弱而瓦解。背景條件變化，可能會使群體相互拋棄變成理性的選擇。有趣的是，近期的研究呼應了14世紀歷史學家Ibn Khaldun的論點，北非穆斯林王朝長期以來都互不相同，但是來自於宗教的群體感，促進了相互合作與共同繁榮。

基於這個理由，縱使是明顯的世俗國家以及跨國運動，也會試圖取得重要的半宗教象徵或儀式。想想聖歌和聖典，或是奠基於天命或自然授意的人權假設。這些神聖的價值以道德規範的方式運作，激起了為共同的努力而做出不理性的犧牲，例如戰爭。

叛亂者、革命者、恐怖份子...都使用這套邏輯，創造更大的義務與承諾，成功抵抗物質強烈的誘惑。美國革命先輩以「不自由毋寧死」尋求「我們的生命、財產和神聖的榮耀」，對抗當時世界最強大的帝國。他們當然知道他們不太可能成功，因為物質、資源、人力、訓練等等的差異都相當巨大。哈瑪斯外務部委員Osama Hamdan就說，喬治華盛頓超越任何理由去對抗這世界最強的戰爭機器，而這就是我們正在進行的事情。

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印尼、印度、阿富汗和伊朗的訪談、實驗、普查中，我(本文作者Scott Atran)和心理學家Jeremy Ginges、Douglas Medin、以及其他人員，驗證了給予人們物質動機(大量的金錢、免於政治迫害的保證)來換取宗教價值的承諾，將會導致事與願違、並且增加使用暴力的意願。這些反效果會使信仰者對信仰更加狂熱(耶路撒冷、伊斯蘭律法)、也會使原本不是信仰因素的事情(如伊朗擁核權、巴勒斯坦難民回國權)開始摻入宗教。

根據2010年的研究，多數的伊朗人認為，政府的核計畫沒有任何宗教性。但仍有相當比例的少數(13%)認為擁核能力(能源用途而非武器用途)是宗教性的神聖目標，這些少數傾向於接近政權，並且現在相信核計畫已經與國家認同和伊斯蘭教本身綁在一起。結果，提供物質獎賞或給予懲罰都增加了伊朗的憤怒並使人民支持計畫。

雖然這個原本世俗議題的宗教化打亂了既定的談判戰術，我(作者)和政治學家 Robert Axelrod 在中東以及其他地方的政治領袖訪談結果指出，強烈的象徵姿態(誠摯的道歉、展現出尊重他人的價值)增加了出乎意料外的靈活性，縱使是在軍事上，也可能引出物質上的談判。

因此我們發現，巴勒斯坦領袖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在被承認自主的議題被明白明白排進議程的情況之下，大致上願意接受以色列所提供的經濟改善。縱使是沒有實質上的動作，只有純粹象徵性的宣言，例如「我們承認你們正在受苦」或「我們尊重你們在耶路薩冷的權利」，就可以減少暴力的支持，包含自殺恐怖攻擊。這是很具體的保證，因為象徵性的動作將綁進宗教概念，而這宗教的概念使得在不需要在「真理」上讓步之下，擁有詮釋的空間，包含可能的框架修改。例如說，耶路撒冷可能會被接受為只是一個地方，而不是什麼通往天堂的大門。

如果這些事情能夠被認知到，為什麼科學家仍要避開宗教？

部分的原因是大部分的科學家是強烈的無信仰者。如果去看美國國家科學院或英國皇家學會，90%以上的成員是沒有信仰的。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這些科學家寫的有些關於宗教的暢銷書，和宗教的科學沒有關係，因為他們並不認為這有必要去相信。新一代的無神論者強烈地將人類苦難的主要因素歸咎於宗教，更將這些書帶入死胡同。他們認為科學已經回答了人類的起源，以及一些在科學進步以前必須透過宗教去回答的問題，因此人類再也不需要這些跛腳的信仰。

但是幾乎沒有證據支持我們能夠脫離宗教的影響。雖然心理學家Will Gervais和 Ara Norenzayan近期的研究發現，人在進行分析類型的思考時，傾向於不摻上宗教。但是其他的研究認為那些看起來相反的證據沒有辦法沖蝕掉宗教信仰，特別是那些由儀式化的犧牲所黏合起來的團體在面對外力威脅的時候。Norenzayan 等人也發現，在人高度緊張、面對生命危險甚至死亡的戰爭時，對神以及神蹟的信仰會強化。

並且，宗教是歷史上主要造成文明衝突的這個論點，是經不起檢驗的。宗教議題只是一小部分戰爭的動機。Encyclopedia of Wars 收集了歷史上1763筆暴力衝突的資料，只有123筆(7%)是宗教因素。BBC所贊助的God and War，評估了3500年來重要的衝突。將宗教因素由小到大給予0-5分。超過60%沒有宗教動機，7%超過3分。宗教動機在俄羅斯與中國境內的衝突以及最血腥的世界大戰也非常少。

確實，「人道關懷」被認為是一種崛起的普世信仰。社會學家Rodney Stark發現，早期的基督教能夠成為羅馬帝國的主要宗教，並不是透過征服，而是透過奠基於信任的社會過程。重複的利他主義行為，例如瘟疫期間對非基督徒的照顧，促進了社會網絡的擴張。同樣的，Joseph Henrich 等行為經濟學家對糧草徵收人、農夫、牧人等的研究發現：世界性宗教的出現，與對廣大陌生族群的慈善行為相關。這項研究解釋了為什麼伊斯蘭教在北部非洲這麼快速地擴張。在盧安達，許多被穆斯林保護的基督徒與萬物有靈論者迅速轉變了信仰。

雖然很少戰爭是宗教引起的，但是戰爭一旦開打，宗教會扮演關鍵的角色。當衝突的雙方都將利益與宗教與信仰價值綑綁在一起，衝突可以持續數十年甚至數百年。世俗的現象馬上成為生存奮鬥，而土地成為了聖地。世俗議題被神聖化且不可談判，不論是物質獎賞或是受到懲罰。在一個多年研究中，我們發現，社區受到強烈威脅以及高度參與宗教活動的巴勒斯坦青少年，更容易將難民回到以色列的居住權等政治議題，視為道德上不可退讓的。這些個體因此反對妥協，並且不計任何代價。這些行為還可以在神經學上找到證據，我們與行為經濟學家Gregory Berns等人的研究發現，這些價值在腦部呈現為一種責任義務而非經過算計的功利主義行為，腦神經影像顯示出，宗教價值下的暴力觸發了情感上要去回應某種道德上的暴行。

歷史與經驗研究認為，群體鄰居的反抗性越大，群體就越會去尋找宗教價值與儀式。結果產生更大的團結性，但也增加了與其他群體衝突的可能性。針對60個小規模社群的研究發現，經歷過高度衝突(戰爭)的群體，往往擁有犧牲性的儀式(割禮、犧牲)。同樣的，印度、墨西哥、英國、俄國與印尼的研究指出，大規模社群中，對宗教儀式越多的參與，越會導致短視的利他行為，也就是說，願意為自己所屬的群體犧牲(不論是穆斯林或基督徒)，甚至支持自殺攻擊。這個互動隱藏著今日的世界自身的相互矛盾：現代全球的跨文化主義越來越挑戰基本主義運動，而後者就是要透過純正的意識形態與更多的宗教付出來復興群體的忠誠度。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從世俗的主義移動到更大的宗教主義。在這個宗教因素越來越被強調的年代，我們非常需要有科學的努力去了解他們。今日人們可以藉由科學得到毀滅自己的核子武器，我們裡當不該忽略同樣對宗教信仰的努力，也不能就讓科學輕易地對此「沒在關切」。政策制定者應該使用科學來理解為何宗教同時對於合作與衝突都強而有力，並且試圖增加前者而減少後者。